在馆驿中住着的王文龙听到李贽对他的评价时忍不住笑了。
李贽认为自己的历史观有道理，王文龙的历史观也有道理，其实也是一种是非无定的说法——此君到底也还是在推广自己的理论
笑完之后，王文龙坐下来思索，其实和李贽辩论之时王文龙也没有尽兴，一些话他没有办法很好地传达出来。
他明白李贽的想法：李贽未必不知道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有问题，他只是想要拿自己对于历史的解释去对抗理学家对于历史的解释。
但王文龙也知道李贽的这一套学说再有攻击力都没有办法扳倒此时盛行的程朱理学，真正能动到理学根基的还得是后来的考据学派。
所以李贽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非但不能胡乱解释历史，反而要更加深刻的去钻研那些儒家传统书籍，从这些书籍之中才能找到最有效击败程朱理学的武器。
王文龙突然想到了一本书，《尚书古文疏证》这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开山书籍。
传说《尚书》是孔子编定的用以教学弟子的文集，原本有一百篇。
汉朝独尊儒术，需要《尚书》作为教学范本，但是当时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世上已经没有完整的《尚书》，于是从朝廷到民间都四处访求，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最终到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上了一部最完整的《尚书》，梅赜《尚书》总共有五十八篇：三十三篇是西汉以来的人通过前朝学者口述写成的《今文尚书》，二十五篇是传说中从各种角落找出来汉代以前的《古文尚书》。
因为这部《尚书》是汉朝以来的最完整版本，所以一直被后世人所推崇，一直到此时官方修订的《十三经注疏》之中都使用梅赜的五十八篇版本的《尚书》作为科举考试、儒家学说的最经典范本，地位无比崇高。
而《尚书古文疏证》这本书做的事情就是：
证明从魏晋开始被儒家学者所推崇的《尚书》之中，那二十五篇《古文尚书》是伪作！
这本书作为清代考据学派的开山之祖，被清朝人誉为“千余年不传之绝学”，梁启超以为“由此书开始，渐开学者疑经之风”。
王文龙越想越心动。
而且写这种书也挺安全，质疑古文尚书的事情早在千百年前就开始了，朱熹质疑过，本朝的梅鷟质疑过，只是他们都没有做到极致而已，《古文尚书疏证》就是在这些前人的质疑上继续分析，清代文字狱盛行的时候都没有人能抓到作者的什么问题，他就更不需要害怕了。
惟一需要解释的就是王文龙这个一年多前还自称不通经史的人突然对于尚书这么有研究。
王文龙思索半晌，铺开稿纸，将手在火笼上热的暖了，然后便捉笔开始写《尚书古文疏证》的序。
“序——读尚书之惑
小子自西洋归来，始从中国儒者学易，读《尚书》中《大誓》，反复思索，心生疑惑。”
“小子读书虽少，但也记得曾读墨子《尚同篇》，于其中读过引用《大誓》‘小人见奸巧’一句，但《尚书》中《大誓》却无此句言语。”
“墨子生于孔子后、孟子之前，当其时尚未有焚书坑儒之事，且墨子《尚同篇》千古以来都以为乃是真书，并非后人依托，可见写作《尚同篇》之时世上所流传之《大誓》该有此语句，而晚出之《古文尚书》独独遗落，此非大为可疑之事乎？”
“由此而来，小子对《尚书》不禁颇为好奇，细细查考，疑惑丛生，思之不明，故作此书，以求智能之士解惑也……”
前世《尚书古文疏证》的作者阎若璩写作此书时还是康熙年间，当时的考据学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颜若渠在写作时只是将自己找到的一百多条疑点一条一条罗列出来，虽然达到了证伪《古文尚书》的效果，但是在编排上却还是有些草率。
而王文龙有心促使明代的考据学派发展，于是在写出阎若璩所给的疑点时将《古文尚书》之中的各种疑点：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分门别类的排列。
《古文尚书》之中的疑点太多了，比如其中《禹贡》一篇所标注的地名许多都在汉武帝以后才出现。
而阎若璩的这些研究方法在后来的考据学派中，也被发展成考据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
别的不说，就光丢出这些考据学工作方法，就能让这个时代的儒家学者震撼不已。
考据学的办法就是用尽所有手段去研究古代文献。
历朝历代的假文献和错误解释，在这种全方位死盯的研究之下几乎没有逃脱可能。
它们或许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研究下去就会发现种种错误。
没有一个错误或伪造的内容可能做到完美的，要不然是会出现那个时代还没有的字词、要不然就是出现了当时还没出生的历史人物，或者是用了错误的地理、日期计算之后根本不对、不同版本之间互相不符合……
只要拼命考据，整个儒家学说的根子都能被掀起来。
更重要的是《古文尚书》这二十几篇书是二千余年来公认不可侵犯之神圣宝典，上至皇帝的经筵，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结果突然被发现全都是假造，必然直接打破许多儒家学者的盲目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