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八月间遭受严重摧残，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九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
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十一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六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
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写道：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
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指出：
“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
“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十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十二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显著成绩，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从而在处境艰难的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来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第二十八团当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1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9页。
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陈毅在第二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1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陈毅第二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1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封锁。由于井冈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八月失败”时只留少数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将会吸引开相当数量的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所以，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布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
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就这样踏上新的征途，向着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了。九、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1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2页。
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1。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
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1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9日。
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
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1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2?br/
毛泽东传第10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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