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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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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下的独白作者:肉书屋

第5部分

快捷c作:按键盘上方向键←或→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enter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可回到本页顶部!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收藏到我的浏览器”功能和”加入书签”功能!可是,人间的事经常为无中生有,好人经常遭到无妄之灾,居然有一些无聊透顶的人向无为先生开始无的放矢,说他“无佛处称尊”、说他无法无天、说他贪得无厌、说他无耻之尤……由于他们诉诸于暴民情绪,无为先生只好挂冠求去,以达到他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愿望。

无为先生本来就无心出岫,如今也正好落得无官一身轻,可是那些漫无心肝的男人们、粗识之无的女人们,仍不放过他,他们造他谣言,使他无地自容;唁唁狂吠,使他无地可避,虽然他内心无愧无怍,可是他知道他自己被乡长这个职位毁了——他根本连“治”都大可不必,又何须“无为而治”呢?苗本无恙,又何必助长呢?无路可走无聊极思之余,他写了两首忏悔诗:

大智若愚非常道,

大巧若拙非常名。

天下至柔莫如水,

老氏大象总无形。

关尹人成绝作,

老聃原是我本家,

千古真言流余沫,

佛头着粪莫拈花。

无所依附地、前途无“亮”地,无为先生无论如何活不下去了,可是无论贤愚、无论老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也许他在无底之壑的无问地狱里做了马面无常;也许他在无冬无夏的无疆之福里做了无冕帝王;也许他到了那无量寿无量光的净土;也许他登上那无识无知完全无趣的天堂……不论他到哪里,他都会想到孔老夫子给他的劝告:

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于是他正襟危坐,面向南方,提起原子笔,写下了他的“自祭文”,那是

公少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愤而捐书弃剑,不学无术,竟又不成。呜呼哀哉!尚飨!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夜一口气写完

十五充员官

在部队里,士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陆来台的资深战士;一类是补充的新兵——“充员”。而军官呢,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常备军官;一类就是我们预备军官——绰号“充员官”

“充员官”,我们可以先来一番素描: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沿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j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

一年以前,我个人正是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充员官,蹑手蹑脚的、呆头呆脑的,跑到这个名将辈出的野战部队来,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惶惑与忐忑,板板六十四,不知如何是好,过去十几年耍笔杆的生活,对我简直有如隔世。哦清楚的知道在今后一年的服役期间里,我要“从戎投笔”,要好好耍一阵枪杆——当然不是耍花枪!

以一个毫无战场经验的青年文人,统率着三十多位百战沙场的老兵和年轻力壮的小战士,这真是一种微妙的配合。但是既然官拜兵器排排长,只好勉为其难了!

晚上,一个老头儿托梦给我,向我耳语说:“古之欲带兵者,不可不知为将之道。”真怪,这老头儿是谁呢?长长的胡子很像我爷爷,可是我爷爷只拿过刀子,从未摸过枪杆,更别提六韬三略了。但是者头儿懂得兵法的又有谁呢?我想来想去,终于想到那个指使张良捡鞋的黄石公。对了,一定是他!他老子儿自知他的“兵法”早已被时代淘汰了,除了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很少再有人翻他的老账了,所以他才不顾时空的阻隔,特地来开导本人一番。

第二天一早,我便向连长请假,跑到书店里,去寻找“为将之道”的书。李德哈达的《战略论》与带兵无关;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又太深了。选来选去,找到一本文森豪威尔的传记。当我读到艾森豪威尔统率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所直接指挥的不过只是三个人的时候,我不禁把大腿一拍,啃然叹曰:“为将之道,尽于是矣!”

我匆匆忙忙跑回来,立刻召见排附一员,七五炮组长一员,六0炮组长一员,面授分层负责之“义”,拍肩捏臂,勖勉有加。日子久了,他们对我的“江湖气”也有点折服。排中的一位“反共义士”对我说:“讲带兵,排长的经验太差了。但是你能用一种慷慨的劲儿来待人,这就对了。阿兵哥最需要这个,我们是干干脆脆的人,我们喜欢你的但白直爽,你把你的真面目给了我们,这是你最大的成功。”

但是我曾问我自己,我真的成功了么?我有点儿惭愧,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少,收回的却大多。在我退伍的头天晚上。“官长部”和“士兵部”都分别款待我,觥筹交错,礼物云集。派克笔、领带夹、外岛特产、战士玉照……我有生以来从未收到这么多的东西。这使我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每位都花了四分之一的月饷!这是我=十五年来所不易看到的热情,“悲歌慷慨之士”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已经是教科书上的名词。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但是太不可爱了!不过在军队里,我却不难看到这种有古任侠风的“悲歌慷慨之上”,我喜欢和他们吸烟痛饮,也高兴和他们争吵狂欢。我失掉了我自己,有多少次,我和他们融化在一起,我也学习着粗犷与质朴、感染着刻苦与天真,但我恨我学不到他们的膂力,也学不到那孤注一掷的豪迈胸怀。

我的一个重要班底——七五炮组的组长,河北人,是个标准的燕赵之士,他虽不能说是力能扛鼎,可是只手扛起个大水缸却绝无问题。我常常笑他生不逢时,若在古代,他保险可以考取武状元。他的枪法与角力,全连没有他的敌手。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嗤屎就来了!”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年军旅的生活快近尾声的时候,第九期的预备军官也分到部队里来了。他们听说第四连有位第八期的老大哥小有名气,特地纷纷来”朝拜“,我也以地头蛇的姿态分别予以接见,只要他们:肯在福利社掏钱会账,我一年来的心得和洋相都可搬出来。我送给他们的”定场诗“是:

“生公说法鬼神听”,

卿当敬我我怜卿,

若想从容带阿兵,

先读本人“排长经”。

在“排长经”里面,我告诉他们如何替一些老兵写信、如何讲故事、如何当地雷教官、如何做天下最小的司令——卫兵司令。如何善保本排长的光荣纪录——前瞻训练炮c冠军……

一年的学习与磨练虽然使我不再是个毫无经验的小少尉,但我知道我个人距离那种模范军官的标准还遥远得很。团长问我一年来的感想,我答道:“阿兵哥看我是老百姓;老百姓看我是阿兵哥。”我并不是谦虚的人,我说这话并没有谦虚的成分,因为我深知我在这一年来,经历虽多,可惜有资而不深;贡献虽有,只获二功而无过,开创不足,守成勉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些平庸的成绩是不合标准军官的标准的。

如今地球一阵乱转,三百六十多天又过去了。我带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心情,登上了回程的军舰。人在船上,船在海上,可是我知道我的心在什么地方。那里度过我一年多的青春,那里有火热的笑脸,有强悍的男人味道,有泥土,有汗斑,有风涛海浪,更有那多少个跳动的心,在使我缅怀回想。

早春时节,我又回到学校里来,满地的杜鹃仍旧热烈的开放,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也接触不到一个熟悉的回声。校园里一批批的是些新的同学、新的情侣、过去的老同窗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但我已放弃了自怜的习惯,我想到我那段刀光枪影的排长生涯,它带给我不少生命的酵素,使我有足够的活力去面对未来的日子。

原登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现在依原稿稍做改订,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十六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部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民国三十二年)的九月二十二号。五年以后(民国三十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一个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

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纪录,在我们小百姓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切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迫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着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间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是,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二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就是这种“中医救星”的来临。,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言“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话,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是诗张为幻的玄谈!从扁鹊以降,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忙、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歧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偶像,他们的所谓“歧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一六九三),突然害了疟疾。当时伺候在他左右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grcud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一八五六,咸丰六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者广在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回刚,县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是显然可见的。所以,很快的,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趋势。

清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一八六五,同治四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也开始了。但是很快的,在中医的势力逐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做不了多久,民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医师法”与中医

民国二年的九月十一号,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天,但是他却主张了一项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一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涌进教育部,请求为他们的“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汪大燮态度强硬,回答他们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下子中医们着慌了,乃纠合各地同业,组成了所谓“(中医)医药救亡请愿团”,由余德壎率领,浩浩荡荡直奔国务院而来。他们向国务院及各部告状,希望保存中医中药,可是国务院告诉他们说:

……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这等于明明白白说,你们中医要怎么样,政府不管你们,可是你们若要想在高等教育里来个中西“兼采”的办法,这是行不通的。

这件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试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政教当局,竟有这种眼光、这种气派,我们实在应该称赞他们。

此后是中医一连串倒霉的日子,民国十二年政府有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十四年又有不许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到了十六年北伐完成,更在中央卫生会议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余岩倡议,主张对中医停止登记、禁设学校、不准宣传、改称中医院为医室、改称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并禁止招生。余岩在这个提案里大声疾呼:……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在“科学新医”的基础下,他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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